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金 ->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1930）
第六章 消费
让我们先来讨论消费的组织，因为人民先要有东西吃，然后才能够作工，生产。
“你说消费组织，这是什么意思？”你问。
“我想他大概是指发给每日粮食”，你的朋友回答说。
这句话不错。自然，当社会革命已经完全组织好了，生产也进行得很有规则，那时候众人都不愁什么东西不够用了。不过在社会革命的初期，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力小心来供给人民，而且一律平等不分差别，这就是说发给每日粮食。
“然而布尔塞维克从前并不是发给平均的粮食；他们对于各种人都定得有差别，粮食的发给也有几等的，”你的朋友又插口道。
不错，他们果然是如此，这也是他们所犯的大错之一。人民非常憎恨这种办法，以为这是不对的，因此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原来布尔塞维克对于水手有一种粮食。对于兵士又有一种在质与量方面较差的粮食。对于熟练的工人有一种粮食；对于普通工人又有一种粮食；对于普遍市民有一种粮食；对于有产阶级又有一种粮食。布尔塞维克（即党员）的粮食是最好的。而对于共产党官吏和委员又发一种特别的粮食。他们共有十四种差别的粮食，你看这还不够多吗？你自己的常识会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你想，难道因为做了工人，技师或知识分子就应该得着次于水手，兵士的粮食吗？这样的方法真是不公道的。它们马上就创造出了物质的不平等，以致生出滥用地位，滥用机会之举动以及投机欺诈之行为。同时它们又间接帮助了反革命，因为那般以前对革命冷淡或没有好感的人至此会不能再忍耐下去，不免受反革命势力之诱惑，而加入反革命队伍。
这一类的粮食差别并非由情形之需要而来，事实上只是由政党的考量而定的。原来布尔塞维克夺取了政权后害怕人民的反对，便极力讨好水手，兵士与工人以巩固他们在政府中的势力。然而他们用的这种方法只能激起民众的愤怒，因为这种办法之不正当，不公平，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便是那“被优待的”无产阶级也不高兴这种差别的办法，因为兵士得的粮食更好。难道工人不及兵士吗？工人说，要是工人不供给军用品，兵士怎样还能够战斗呢？同样兵士也不赞成水手得更多更好的粮食。难道兵士不及水手吗？最后各种人都反对布尔塞维克所享受的特别粮食与特别权利，他们尤其反对的是当民众在忍饥挨饿的时候，而共产党的官吏和委员却过得舒舒服服。
所以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正是在一个饥寒交迫的冬季里，克龙士达脱水手便开了一个全体大会议决自愿放弃他们的额外粮食来救济克龙士达脱的全体人民，使本城的粮食发给成为平等化。这个真正伦理的革命行动表示出来民众对于差别与优待之反感，而且证明出来民众所固有的正义之意识。
差别待遇与不正不义实足以摧残革命，因为革命之精神是发生于追求公平与正义之渴望的。
我在前面说过当社会革命达到了能够生产出够众人使用的东西的阶段时，那么安那其主义的“各取所需”的原理就可以实行了。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自然达到这个阶段的时期是要比较在工业落后的国家快得多。然而在这个阶段未曾达到之前，平均享用，按人平均分配之制度乃是唯一正当的方法。不用说病人，老人，小孩和孕妇当然应该享用特别权利，在俄国革命中也是这样。
“你说要平均享用，那么我们岂不是不能购买什么东西吗？”
果然如此，买卖的事不会再有了。革命废除了生产机关，分配机关的私有权，于是资本主义的生意也就随之而去了。只有你个人日常使用的东西才依然归你私有。譬如你的表依然是你的，而钟表工厂就归社会公有了，土地机械以及其他一切公用品都应该是集合的财产，不能买卖的。不过由从事这一事业的人负责使用以谋众人的利益而已。譬如煤矿工人组织是要来管理经营煤矿的，但煤矿并不归这组织私有，不过由它经营罢了。同样农民耕种土地，铁路工人经营铁路，其余都是依照这样。像现在那样的私人经营谋私人赢利的私有财产是应该废除，而由合作管理以谋全社会利益的集合财产来代替了。
“要是我们不能够买东西，那么金钱还有什么用处呢？”你问。
金钱当然是没有用了。你不能够用它来买什么东西。而且在供给的来源，土地，工厂与生产品成为公共财产之后，你不能够再干买卖的事了。因为金钱只是交易的一种媒介物，现在金钱当然也就失其效用了。
“没有交易的媒介物，岂不是回复到原始以物换物的时代吗？你们怎样交换物品呢？”你问。
不，以后交换是自由了，换句话说我们是用不着交易了。私产制度为交易的起因之一，私产制度既废，交易必归消灭，这是一定不易之事实。譬如煤矿工人会把他们所掘出的煤炭运到公共煤炭所，以供社会的使用。同时他们又从社会的堆栈里领得机械，器具以及其他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这完全是以当时的需要与供给为基础，并不以煤矿工人所交来的煤炭吨数之多寡为定。这种有组织有计画的支配是与原始的以物换物不同，更与现在以赢利为目的以货币或信用为媒介的交易不同。
“然而要是没有机械或食物给煤矿工人呢？”
如果真是没有的话，有金钱也没有用处。煤矿工人是不能够靠钞票活命的。你看现在这事情是怎样办理的。你给老板掘煤，老板拿煤去卖钱，他又拿钱来付你的工钱，你又拿钱去买粮食。在将来社会里，你替社会掘煤，社会供给你的生活需用品。
那时候社会决不会计量你所掘的煤的吨数多寡而发给生活需用品的。实在这也无从计量起，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社会所顾念的只是它所能够供给的量与你所需要的量。
“然而假使某一种生产品产额不够，那么又怎么办呢？”
其实办法是有的，我们只依照资本主义的社会在战时缺乏粮食之际所行过的办法而行就得了。这办法就是发给粮食与人民，所不同者是在自由社会里发给粮食应以平等为原则。
“然而假使农人一定要得到金钱才肯把食物送到城市里来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农人和别的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之所以要钱者，只因为有了钱他就可以买他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东西不再是要用钱买的话，那么农人也就会明白金钱对于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在俄国革命之际你决不能够找到一个农人愿意要你的一口袋金钱卖一磅面粉给你。但是你如果拿一双旧皮靴给他，要交换一桶上等的谷物，他一定很情愿的。农人所要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各种农具，农业机械以及衣服等等。只要他可以得着这些东西，他便愿意拿出他的谷麦之类出产物。但在将来社会里并不会有个人交换的事。那时候是城市和农村交换各个需要的出产物，而且以需要为基础。
有人曾经提议说在革命的改造时期中交换应该以某种确定的标准为基础。譬如每个城市发行它自己的纸币，这样的事在革命时期里是常有的；再不然把一日的劳动当作价值的单位，发行所谓劳动券作交换的媒介。然而这些提议实际上并没有一点用处。事实上革命时期里各城市发行的纸币不到多久就会跌落到一点价值也没有，因为发行纸币须有稳固的担保，没有担保纸币便不值一文。同样劳动券也是不行的，它也不会代表一种确定的，可计量的价值。譬如煤矿工人的一小时的劳动究竟价值几何呢？或者医生的一刻钟的诊断又值几何呢？如果单以一小时的劳动作单位，并不计较劳动的种类，似乎可以解决一切的交换问题了。然而对于农人的产物又怎样来计值呢？你想外科医生的一小时的劳动又值得几多麦子呢？
总之在社会革命中生活的各种形态都必须建立在自由、平等与正义之根柢上面，同时还应该建立在了解与同情上面。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对于同样从事劳动的人，不应该再去因他们的智愚快慢而定待遇的差别。这种办法在衣服，食物，居住的问题上，以及本区本城的安全与革命之防卫上，也是适用的。
说到居住，地方的安全等问题，俄国在十月革命的头几个月里曾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先由房客选举委员出来组织房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再联合起来而有各城的同盟；居住的问题便由此等委员会与同盟来解决。他们先调查本区的房屋的数目以及要求居住的人的数目，作出统计表。然后基础于平等的原则上面按照个人或家族的需要而分配房屋。
这类的房屋委员会，区委员会也应该来担任供给城市的粮食这个工作。要是各个人直接向分配的中心地要求粮食，未免太浪费时间与精力了。而俄国革命头几年在俄国实行的那种制度：由雇用机关如工厂，店铺，局所之类发给粮食，这也是不对的。更好更有效的方法还是按照房屋或街市来发给粮食，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保证分配更为公平，他方面又可以杜绝优待与滥用的门路。正式成立的房屋委员会或街市委员会向本地的分配中心地领得粮食，衣服等物，平均分配与该委员会所代表的各住户，自然分配中心地所发给的物品之多寡也是以该委员会所代表的住户的数目与需要为标准的。
至于卫生与清洁这一类的问题最好还是由房屋与街区的志愿委员会担任去解决；这种办法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因为这样的团体是由本区的住户组成的，而卫生的问题又是与各住户本身的健康安全有利害关系的切身问题。这种办法在俄国行起来成绩还不错，比后来改行警察制度所得的成绩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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