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节国家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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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国家伪圈子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再生产的概念，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连小孩子都懂得”（马克思）的要求，即每个“社会”为了存在，都必须再生产它的生产条件，每个阶级社会都必须使它赖以生存的剥削和生产关系永久化，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在这种再生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条件是它“脱离”阶级斗争，以便能够安全地介入阶级斗争，为统治阶级服务（统治阶级的仆人）；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在这种再生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条件是它必须与阶级斗争“分离”，以便能够安全地介入阶级斗争，为统治阶级服务（一个安全的仆人必须用特殊的金属和心态来塑造），最后，如果国家只能扮演机器的角色，那么我们的悲哀还没有结束。
　　因为细心的读者肯定会注意到我们的解释中出现了一个单数“游戏”。
　　假定我们接受国家机器确保的能动转化原理，即把统治阶级的过剩权力——阶级斗争的结果——转化为合法权力（阶级被排除在这种转化之外），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思考的境地。
　　如果说国家机器的作用是将一种力量或阶级暴力转化为权力，并将这种权力转化为法律、法则和规范，那么这就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之前和之后，其顺序如下：在此之前，有一种力量，它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多余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作为多余的力量，而是作为没有更多的力量，进入国家机器或权力机器，然后，在机器的另一端（就像在绞肉机的另一端，猪肉以肉糜的形式出来一样），这种力量以权力及其司法、法律和规范的形式出来。但事实并非如此，除非我们像恩格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书中所试图做的那样（但没有深入研究这台机器的细节），回到几乎不可能归于国家的起源。我们不仅不是在推理起源，而且如果起源是可归属的，严格地说，它对我们也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国家中起作用的东西与起源无关，而是与阶级社会和国家机器本身的再生产形式有关。
　　换句话说：进入国家机器机制的“力”，是作为“权力”（法律、政治法规、意识形态规范）出来的，这种“力”不是作为纯粹的“力”进入的。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它所来自的世界本身已经受制于国家权力，受制于法律、法律和规范的权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为了理解这种需要国家来捍卫和延续的阶级统治，我们援引了“生产、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全部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为了存在，这些形式的组合是以国家、法律、政治法律和其他法律以及意识形态形式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跳出国家这个圈子，它没有任何恶毒之处，因为它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再生产必然也意味着国家及其形式的再生产，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参与现存阶级社会的再生产。国家再生产的“特殊功能”是再生产“特殊”的形式（国家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支配阶级矛盾的必要条件，这种阶级矛盾能够最大限度地推翻现存的剥削制度。葛兰西嘲笑曼彻斯特式的“守夜人国家”，他是对的：因为即使是在美丽的曼彻斯特时期，设想国家只能在夜晚，在每个人都熟睡的时候才能监视社会，也是荒谬的。国家当然是警惕的，而且是长期的、不分昼夜的警惕，正如恩格斯真诚地说的那样，是为了使“社会”不致在对立阶级斗争的影响下“灭亡”。我要说的是，阶级斗争，即剥削，不是被消灭，而是被保存、维持和加强，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使这种剥削的条件得到保存和加强。为此，它也“意识到”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就像1848年和1871年那样—然后是流血——或者1968年5月那样——然后是催泪弹和街头暴力冲突。
　　列宁在关于国家问题的斯维尔德洛夫讲演中坚持重复说：国家问题是“复杂的”，非常复杂，并补充说，它的复杂性与阶级斗争有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列宁错了，他把阶级斗争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某些影响，首先是归结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自觉自愿地“混淆一切”，使人民群众在国家问题上上当受骗，依赖的证据是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称之为行使国家政权所必需的美梦。这太简单了，表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传统，高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至少高估了他的阶级对手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实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之所以如此轻易地撒谎，如此轻易地把人民力量禁锢在他们的美梦中，只是因为这些美梦“自己在撒谎”，因为国家的现实、国家机器的特殊性和国家再生产的令人不安的简单形式同国家本身的作用相分离，构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机械系统，它每时每刻都在客观上把自己的职能掩盖在自己的机器之下，把自己的机器掩盖在自己的职能之下，把自己的再生产掩盖在自己的干预之下，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要把这一表述同前面所说的一切联系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说，正是“国家作为工具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服务，从而为剥削的再生产服务，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服务的再生产圈”本身构成了宏观的客观神秘化。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骗术，只是通过他们的著作或小册子的经典辩解来延长这种宏观的神秘化的效果，但他们并没有看清楚，如果认为他们意识到了他们出于阶级原因而篡改的真理，那就是给了他们莫大的恩赐。还必须指出，与列宁相反，如果说国家问题确实非常复杂，那么“功绩”归根到底不在于思想家们的篡改，而在于使国家机器作为阶级社会中的“单独的特殊机器”再生产的机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