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来说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
但是，突然间，我们被引向另一个事实。
事实上，正是通过直接和亲自参与，特别是几年来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和斗争，马克思的思想才得以“改变基础”（国际歌的表达方式是公正的），成为“批判的—革命的”（Kritisch-revolutionär）。
而当我谈到工人运动时，我说的是革命前和革命时期（1835-1848）欧洲的工人运动，这时是极其多样化的。它或者像英国那样被集中在一个激进的工人政党之下（宪章运动：一个要求同时也是政治性的运动），或者被分散开来，甚至在法国分裂成小资产阶级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参见路易-布朗和蒲鲁东本人）和乌托邦教派（认识蒲鲁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傅立叶、圣西门派等等，当时，对他们的理论和行动一直有着最大的政治尊重）。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进入这些乌托邦教派，而是在技术工人的激进团体中，他们大多是德国血统，把政治流亡者聚集在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中（卡尔贝特在法国代表这种倾向，在德国是魏特林）。宪章运动在英国的失败后，这些小的、非常活跃的、奇特的明晰的团体代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先锋队。马克思和恩格斯分享的正是这些团体的生活和斗争。而正是他们对这些团体的追随，带来了他们思想中的“基础变化”：阶级斗争的哲学和理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向了与无产阶级相关的新立场。
这个论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产生于事实观察，并且将不得不确立“思想史”（这门学科是不确定的、平淡无奇的，至少在它所宣称的大多数意图中）。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自马克思时代起，这一论题就一直是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辩论的主题。例如，当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一封著名的信（1852年3月5日）中写道：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补充：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
因此，自1852年以来，马克思宣称，他不是第一个谈论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人，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谈论过它们（他还可以提到哲学家和政治家，从最遥远的古典古代开始，参见柏拉图、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塔西佗、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洛克等等），但如果他谈到它们，那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因此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哲学和理论基础上。这个哲学基础是自《关于费尔巴哈》以来所肯定的唯物主义，以及自觉地从黑格尔那里拿回来的辩证法，但辩证法自1857-1858年的笔记本（Grundrisse）和《手稿》（1859）以来宣称已经“去神秘化”了。这个其他的理论基础，我想我可以通过它采取了阶级斗争高于阶级的形式来表明，至少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有理解这个优先性（或矛盾高于对立的优先性），才有可能使《资本论》在它所说的一切和它所不说或不能说的一切中被人理解。
现在，马克思在这里暗示的东西在其他地方说得很清楚：在1859年的序言中，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宣称，他和恩格斯从自己的经验中看到了“清算（abrechnen）我们以前的哲学意识”的必要性。因此，在他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的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改变了工人运动的基础。
然而，这个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广为争论的主题，一直持续到今天。
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正是考茨基为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他经典的“修正主义”解释形式，而这种解释远远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时期，恩格斯自己在几年前就揭示了社民党必然的选举胜利，考茨基写到：
社会主义意识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直接、必要的结果。现在，这完全是错误的。当然，作为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源在于当今的经济关系，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程度相同，就像后者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对群众的贫困和痛苦的斗争所产生的一样。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平行产生的，并不互相产生。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才能产生。事实上，当代经济科学（原文如此）和现代技术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尽管无产阶级有这样的愿望，但它既不能创造这一个，也不能创造另一个：两者都是从当代社会进程中产生的。但是，科学的承载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茨基强调了这点）：当代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类型的某些人的脑子里诞生的，正是由他们把它传达给智力更发达的无产阶级，然后在条件允许的地方把它引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部（von außen Hineingetragenes）输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而不是自发产生的东西（urwüchsig）。
考茨基补充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最发达”的国家竟然是“与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相距最远”的国家，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我们知道，就在这段文字出现在《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杂志）的几个月后，列宁在《怎么办》中引用了考茨基的相同语句来支持他反对经济主义自发主义的斗争（反对那些相信经济阶级斗争的万能性而拒绝一切政治斗争的人），他自己把这些语句拿出来，没有改变任何一个逗号。但列宁并没有像考茨基那样强调知识分子是唯一的“科学持有者”，以及“经济科学”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之间的一致性。列宁还有其他目的，从《怎么办》中可以看出：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特别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绝对有必要应对地下的问题。他后来不得不多次解释这一点，他反对那些指责他想让工人的意识，也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受制于知识分子的“科学”的人，而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外在于无产阶级的，因此他们指责列宁想把知识分子领袖的万能性献给民兵和群众本身。这场论战采用了讨论党的概念和工会与党之间关系的形式。列宁对批评者的回答可以从他1907年的讲话《列宁文集：十二年来》中看出。
《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纠正（自发的）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
那么就很有必要问一下，尽管对《怎么办》有明确的解释，但这个文本并没有结束引起模棱两可的解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列宁的解释充满敌意的。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的进程决定了这一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列宁使用的公式的措辞本身也促成了这种反解释。事实上，列宁把〔考茨基的〕公式逆用为了自己的公式。由列宁自己的笔写的、改写的考茨基的公式被归于列宁，现在仍然被归于他，在我们这个时代，考茨基仍然被指责：看来，如果想用唯物主义话语把棍子弄直，就不能把棍子向另一个方向弯曲，不让这种反弯曲也留下痕迹，意识形态斗争可以使这种痕迹比它所纠正的、已不再流行的痕迹更深刻。事实上，一个有条件成为权威的作者所写的公式，在其使用的客观意义上，转而去反对当时合法使用它的人，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这种使用一点也不含糊。情况过去了，但话语仍然存在，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甚至作为一种解释或一种模棱两可或坦率敌对的倾向的固定物。马克思主义者，我指的是那些在内部论战中自称是马克思和列宁追随者的政治家或其他人，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仔细研究这种公式的长存和留续现象，这种超出强加给他们的情势的公式：他们宁愿毁灭自己，也不理解那些支配他们的公式和情势变化之间关系的辅助法则（因为它们从来都是基本的，也许在矛盾平衡的极端情况下除外）。
我想补充的是，实际上，列宁也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引文或自己的表达方式的政治反响问题。据我所知，他从未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过这个问题，尽管考虑到他的某些提法可能引起的“回声”，所以在实践中他几乎总是像“本能”一样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他对历史背景的“解释”非但没有纠正他当时的“失误”，反而加重了它。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列宁在1902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问题”其实与考茨基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完全可以通过列宁自己的公式来解决，而这些公式当时就足以满足其目标。那么，列宁为什么要在他的文本中引入考茨基的呢？既然他的所有“解释”都不过是要否定之词，而这些否定之词又加强了他想要消除的效果，那么列宁为什么要在他的文本中引入考茨基的这段巨长的引文，并让自己无止境地携带这个巨大的艺术品呢？毫无疑问，他需要依靠一个“权威”（考茨基的），但这种需要一点也不明显，除非我们假设，尽管他后来说了一切，但列宁真的赞同考茨基的论点，无论是一时的（文本刚刚出现），让自己被它们吓倒，还是以更持久的方式（但当我们知道列宁将对知识分子说什么时，这就非常值得商榷了……）。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不明显的地方，弯曲的指挥棒在另一个方向的理论作为一个暗示出现，但也作为一个缺陷的暗示，一个失误的暗示，因为列宁使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指挥棒，把考茨基“引入”一个实际上与他关系不大的文本中。
我们总结一下。当在这种现象中（模棱两可的引文或被当作“权威”的作者的公式），一个倾向像后者的一样，都一致地假设了以前倾向的公式，那么理解这种现象的所有顾虑（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等等）都被证据清除了。事实上，撇开列宁关于工人运动之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外部输入工人运动的问题的引文不谈，机械论—唯心主义倾向在考茨基身上已经存在了，这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他作为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实践完全一致：而且这种倾向一直存在于他身上，他的对手也是如此，他们也或偶尔或主要把自己算作列宁的对手，把他放在聚光灯下，为了批判他们而把考茨基的论文归咎给列宁。还必须说，他们希望能够在列宁身上找到与考茨基相同的其他或真实或主观的表象。而在那里，列宁也援引了或将要援引“联合”……
无论如何，在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中，在理论的一般概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的科学”和“从外部引入工人运动”——的背后，完美地勾勒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党与群众运动（因而也是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领导者（知识分子；他们是否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问题）〔与战斗人员〕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唯心主义和自发论表述。现在，这种表述归根到底不能不再现资产阶级的知识形式，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知识的生产和拥有，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权力拥有和行使形式；这些形式都被知识和非知识之间、智慧和无知之间、掌握知识的领袖和被领导之间的分离所支配，因为他们本质上是无知的，只能从外部和上层接受知识。
但是，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受过古典大学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你必须出生在某个地方。他们的出生，一个是拥有自由职业的中等资产阶级的儿子，另一个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儿子。然而，出生的条件不一定是一种命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固定在他们作为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中的真正命运（使用葛兰西的方便术语，但这并不是没有误读），是在遭遇中，即在恩格斯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直接的、现实的、个人的经验中发挥的（参见《工人阶级的处境》）。恩格斯在英国有对于工人阶级的受剥削（参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和宪章运动的巨大的工人斗争的个人体验，以及马克思有在法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阶级斗争的直接的、现实的个人体验。正如安古斯特-科努所表明的那样，正是在法国，马克思在1843-184年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恩格斯走的是同样的路线，但在实地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剥削条件和工业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斗争步调（他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在一家工业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依靠自己的家庭，与同一工厂的工人—爱尔兰“移民工人”玛丽一起生活）。
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1845年的布鲁塞尔，这两个人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旅程和他们自己的经验，尽管不同，但都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知道，被恩格斯称为“两个人中的强者”的马克思，当时宣称恩格斯的“杰出研究”（关于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使他走上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的道路。对于那些想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作者的人来说，这里有两个人，他们也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这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从这个主题的唯一“作者”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发现：被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经验被刻在他们的“青年作品”的奇怪阶段中，刻在他们处理的“对象”中，刻在他们处理这些对象的“问题学”中，刻在他们产生的矛盾的结果中，这些结果引发了不断的位移、对象的替换、问题的重组等等。15年后，我仍然坚持这一点，就像有兴趣用连续论的历史之水去“淹死”任何让他们不舒服的东西的人一样，不管是此时此地的水，不间断起源的水，令人放心的连续之水，还是“时空”的水；马恩反对所有那些为了给他们的坏良心提供可以安抚它的读物而创作出的闻所未闻的文章；人们可以从1841年到1845年（当然还包括以后）逐个文本地追踪这种惊人的政治理论经验的各个阶段，其中政治意识，即阶级政治意识的形成，是推动力，而理论意识是遵循、记录、发展、预测、比较前提和结论、纠正前提等等。
我们不仅可以追溯这种经历的各个阶段；我们甚至可以划定（在这里，我们处于我轻率地称之为认识论的“切口”或“断裂”的位置），在这个“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中出现了一种需要，即不是部分地而是完全地和彻底地质疑他们从大学训练中得到的理论原则，需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改变地形”，改变要素（就像泰米斯托克利斯对雅典人所说的那样：改变你的方式，不要在陆地上作战，而在海上作战！）。在费尔巴哈的异化哲学、这场“史无前例的理论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概念之间的壮烈对抗之后，这个时刻“爆发”了；在那些马克思从未想过要出版的《1844年手稿》之后（但是，在我们准备利用马克思写的每一篇文章，甚至那些他认为不适合出版的文章，因为他把它们放在抽屉里，谁尊重这个意愿或至少考虑到了？）这些理论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们想通过把黑格尔化的、费尔巴哈式的、异化的、唯心主义哲学与不加批判采用的、政治经济学的、神学式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来达到现实的目的。
这个时刻，做出的“意识”（似乎必须这样说），既是布鲁塞尔会议，是两位工人阶级斗争的探索者和斗士之间公认的实质协定，也是宣布“我们以前所宣称的哲学意识（ehemalige）”必须结束、解决或清算（abrechnen）。
因此，如果最终支撑或维持每一种理论和每一个问题的确实是哲学，那么马克思并没有白白地谈论“哲学意识”，谈论哲学。如果他所说的哲学归根到底就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原则的“浓缩物”，在哲学与所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中考虑，那么马克思就没有只说哲学。
马克思生来先是一个资产阶级；他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掩盖了它赖以生存的阶级剥削，并且在国家及其机构努力将其统一为统治意识形态的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掩盖了这种剥削时，他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之所以不再是哲学家，是因为他在一次诚实地睁着眼睛、生活的经历结束时明白，主流意识形态的伟大先知，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等人所说的真理，只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所生存的阶级剥削，而这种剥削是由国家从上面监视的，黑格尔说，为了不犯错或迷失，他必须求助于他的哲学教授们的启蒙教育。当他意识到，为了最终理解这个剥削和压迫的世界以及将这种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转化为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的机制，有必要扫除所有这些，建设并改变他的哲学基础时，他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了。马克思没有说错：我们必须从哲学开始；我们必须要求它负责；我们必须拒绝哲学的冒牌货；不是为了取消它，而是为了改变它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基础的改变比马克思想象的更费力，我们可以从“更正”的文本中看到这一点。距今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被勾勒成了一种主观主义的历史主义，一种费希特式的或前现象学的“实践”历史主义。而六或十个月后，《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示出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它放弃了所有的哲学，但在现实中这样做是为了暂时重新陷入一种“唯物主义”（个人）的历史哲学。没关系：一些决定性的事情已经发生；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事情。
是的，当然有一个“断裂“或“切口”，因此，有一个与以前的“时刻”不一样的“时刻”。马克思，如果不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不甚清楚的另一个文本）中，至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欢快地宣布了哲学的终结和对“事物本身”的回归，这是给定的、可见的、有形的，他认为他肯定已经到达了个人（但不是人！），他编织了一个神志不清但有趣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到达了—谁会不明白这一点—但只是他悲伤的开始。
再就是任务，这是理论对自身的枯燥工作，哲学试图在批判这种虚幻的政治经济学的发现中形成自己；这些发现非常迅速：《哲学的贫困》（1847年），其中马克思以前（在《神圣家族》中）认为普鲁东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拥有者，被否定了（！），其中出现了第一批概念，使我们能够认为，只有通过诉诸阶级斗争，在政治经济学的假象下重新组合的“范畴”才能与这些新概念一起获得其真正的意义。
但理论工作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底，在革命前的1848年出现。
这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紧急事项委托给马克思的。事实上，他当时“很着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而马克思与恩格斯曾一起投入到莱茵兰暴力的革命斗争中，成为政治记者、政党领袖、政治和内战领袖，然后就是在伦敦沉默和苦难的避难所里，在那无尽的“荒漠穿越”中，在疾病和饥饿中，马克思对1848年失败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而恩格斯则尽其所能地帮助，但是在远处，他在那里执行养活他们两个人的的任务。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的迅猛研究与政治上的通信和斗争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将分散的战士重新组合起来的问题，以便有希望走向更好的时期。1857-1858年是紧张工作的几年；马克思撰写了被称为Grundrisse的手稿（未出版—如果读了它，人们在理解的同时对马克思没有出版它而感到遗憾！）（马克思也没有，且明确地给这些笔记本起这个标题。）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问世。ZurKritik〔对……的批判〕……批判是它的核心，而且它始终是一篇费力的文章。1850年后，他觉得自己不得不“从头再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僵局和1848年革命的失败后从头开始，马克思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抵达了；但我们知道（从他在导言中未完成的注释中，在其中一些章节中还很奇怪），他至少怀疑过：鉴于他平庸的序言有点滑稽的特点，他有充分理由这么做。
同时，马克思为报纸投稿，以赚取一些钱：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报纸等等：这种谋生任务使他成为当代世界历史所有事件的记录者和政治分析家。在分析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实践中，他注意从印度的停滞到英国的周期性危机中——棉花或其他事物——马克思应用和验证，同时也纠正了他对事物的概念。他越来越多地加强了阶级斗争与他所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及“经济”和意识形态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往往是矛盾的“辩证法”。在这里，政治经济学的Kritik〔批判〕也在发挥作用，而且自然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
然后，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立即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直到公社和1872年，它的解散日子。然后，最后，他离开了荒漠：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其中第一节（即“与黑格尔的调情”），重写了十几次，因为马克思需要一个“科学的”开头，而他自己对这个开头有一个“确定的”想法：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是一个相当不幸的想法，我们有勇气和手段说，这个开头的想法并不成立，它甚至妨碍了《资本论》产生所有可以预期的效果。马克思很高兴看到聪明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领导人”对他的书感兴趣。
第二和第三卷未完成，但写于第一卷之前，所以由恩格斯出版，后来在恩格斯死后由考茨基出版。很奇怪。有一整部《资本论》的历史要写。这部长期的著作，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现了第一部，却扮演了一个奇特的角色：它在与《宣言》的关系上，甚至在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关系上，以及在与《批判》（其著名的序言！）的关系上，都被无限地弱化了。恩格斯夸张地说，这本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只在德国传播，后来又在俄国传播：在法国和意大利，它是在……二十年后才进入的！
然后，在《批判》（又是一篇批判！）的高潮之前，由于政治任务和疾病的重负，完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沉寂！）的哥达纲领，在那里，马克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外（恩格斯：”马克思和我除了纠正理论上的错误之外，从来没有干预过党”……），他拿起他的笔，把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愚蠢公式化为灰烬，在这一点，他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1“党”的领导层拒绝出版他的小册子（恩格斯15年后出版了，但代价是被欺骗和讹诈），2）人们，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把这些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简单东西当作声明……“共产主义！”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发展对这两个奇怪事件的分析，尽管它们表面上不重要，但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这是公社成立四年后的事了，公社澄清了一些想法。马克思对巴黎人的起义感到惊讶，他热情地给了他们支持和建议，并在《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写下了精彩的记录。
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些事件和这些日子，以及这些著作的政治背景，以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而他的政治思想体现在他的行动、他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都是为国际工人阶级斗争服务。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说：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正如在他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自1843年首次宣告以来，他从未放弃过工人阶级斗争的地盘。因此，拒绝考茨基的提法并不困难，不幸的是，列宁一字不差地采纳了他的提法（他对“背景”的辩护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其实不需要引用考茨基的话；他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以另一种方式说话），甚至提出一个比他自己的提法更符合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论点。
因此，可以粗略地说，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之外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现有的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在它的政治基础和经过纠正的理论立场上形成的。这个基础和这些立场并不是已经存在的，或者说，它们必须不断地被纠正，对于任何一个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这种理论决不是“从外部引入到工人运动”的，它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传播的，从最初的共产主义圈子，以什么斗争和矛盾为代价，传播到伟大的群众政党。
如果这个论点可以接受，那么所有关于“拥有科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引入到工人运动”的文章，即由考茨基开创并被马克思和列宁的批判家利用的文章，即我们都很熟悉的当代花哨的批判的素材，就会土崩瓦解。让我们把话说清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他们，在各级共产党中，他们以负责任的身份，在一个忍受他们、〔容忍他们〕、奉承他们或生产他们的组织中，开展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至于马克思，感谢老天，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不是那种人。他有太多的矛盾“精神”，或者说，正如布莱希特所说，他不喜欢“像矛盾这样的东西”，一旦他亲自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现实，他就不会驱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格和他的灵魂。至于知道他是否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澄清葛兰西的一些太过简略的公式，以便作出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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