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波兰经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困惑者纪事（1995）

5．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波兰经验

（1）工人政党的社会基础
（2）关于国家的职能
（3）关于民主集中制
（4）关于政治多元化
（5）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
（6）首要任务是建立新型政党
（7）我们奔向何方？

　　我已经一再谈到过，在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特别是波兰人民对实行社会主义尚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在波兰的失败的原罪。现在，当现实社会主义垮台后，我们再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有必要总结波兰的若干经验。

工人政党的社会基础

　　在波兰实行社会主义的领导党原来是波兰工人党，后来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波兰团结工会兴起后，党的领导曾经大谈党的改革问题。首先是要明确党的社会基础问题。
　　毫无疑问，波兰统一工人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但是我们看到，恰恰是波兰的工人阶级一再起来反对目己的政党。于是人们不得不考虑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团结工会中也谈论同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团结工会同一般的工会组织不同，它是以地区性工会为主的工人组织。因此，它更接近于政党。代表团结工会的理论家A.采林斯基在《华沙生活报》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的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保守势力，成为改革事业的反对者。当时，党的一些理论家在党召开第三次思想理论问题大会之前的讨论中也指出，工人，特别是传统的产业工人，已经丧失其进步性，变得越来越保守了。正是他们把波兰的改革事业拉向后退，成为阻碍波兰经济改革的势力。而他们的下一代，即现在的年轻一代，成了不断制造社会紧张的主要势力，正是他们的活动导致一个个政府的更迭，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固定因素。
　　于是，党内一些相当权威的理论家大胆地设想：随营党本身的改革不断深化，未来的、经过自身深刻改革的党，应当放弃把自己当成工人阶级政党的主张，使党成为代表全体劳动者的党。党的领导人也一再指出：应当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代表全体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在这种背景下，党的理论主张是要同过去决裂，使党不再代表一个阶级，改变党的特性，成为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左派党。他们认为，如果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就只能紧紧围绕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设计党的纲领，从而使一个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其他阶级只能处于被领导的地位，因而降低了其他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作用。
　　诚然，党的阶级特性是由党的基本奋斗目标所决定的。但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征途中，党的任务却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1956、1970和1976年，以及最重要的1980年和1988年波兰社会出现的几次重大危机，都是以工人阶级的抗议为形式的。他们起来抗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纲领上宣布代表它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这就不能不使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党的社基础究竟在哪里？
　　不错，工人阶级把抗议矛头指向党，指向领导他们的政党所实行的政策，他们批评党没有实行理论上宣布本该实行的政策，没有按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办事。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悲剧莫过于工人阶级同工人政党之间发生周期性冲突。1956年、1980年，受过良好教育的波兰年轻一代工人提出了要建立“自己”组织的要求；这样的组织，1956年是“工人委员会”；1980年是“团结工会”。这个工会强大到推翻了本来说是要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和制度。1982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研究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工人要求建立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政治组织。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当时国内存在的任何政治组织都没有发挥这一作用，其中首先指的当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有许多被调查者认为，80年代把工人代表吸收加入各级党委只是一种装饰，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虽然不管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党中央全会上都毫无例外地宣称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而工人阶级却并不认为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更糟糕的是，他们并没有把党看成是自己的组织。在工人抗议下党的政策发生转折或者发生什么突破时，党作自我批评说，过去的错误在于脱离了工人阶级，说今后要密切同工人阶级的联系，要坚决“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1956年10月，哥穆尔卡在党的八中全会上是这样说的；1971年盖莱克也特别强调过这一点。1981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是强调党的这一信念。然而，党受到的批评却往往又来自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体会到党是按照自己的宣言行事的。
　　从80年代波兰经验来看，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工人特性，才使它具有活力、坚定性和左派特性。他们批判党的错误是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的。“要社会主义，不要社会主义的歪曲。”80年代初团结工会提出的这一口号就是最好的说明。后来它背叛了这个口号，那是另一回事。

关于国家的职能

　　根据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社会主义应当是人道的，高效率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同马克思所要求的使之完全服从于社会这一理论明显对立。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过度集中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超出实际需要的庞大的执行机构，履行着本不该由国家履行的过分广泛的职责，不仅干预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而且也干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甚至监督公民的行动。
　　80年代的波兰，对国家和国家行使其职能的机构试图进行改革，企图使之有效地运转。经验证明，国家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机构如何强大，如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而在于它是否能有效发挥驾驭国家生活的总体职能。国家机关如果试图包揽一切，那么在实际上肯定将会削弱国家的战略作用，同时限制社会群众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体现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样的划分，在人们的思想中将进一步加深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隔阂。因此，国家必须发挥社会的积极性和发展社会的自治精神，保护公民的权益和自由，为公民共同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并使公民对这一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共同的责任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关于民主集中制

　　80年代后期波兰发展起来的自治体制，曾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产生了如何理解和处理政权机关把集中与民主两者结合起来的问题。应当承认，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波兰，在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实施。在列宁时期是如此，更不用说斯大林时期了。因为无论在哪个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首先强调的是执政机构的集中必须占绝对地位。这种地位哪怕受到一点点威胁，立即会有人出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已经遭到了破坏。这样做的后果就势必排斥或者限制民主。战后波兰建立的制度，实际上不可能使人民自治权利得到有效的贯彻。所以，人们容易得出这样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民主集中制简直是无法实行的。
　　实际上，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提出的许多基本原则没有一条被如实地按照原来的设想而得到贯彻，其中包括人民当家作主和党发挥领导作用。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于它过分强调了集中，民主只不过是修饰性的形容词而己。这一原则成为发展居民自治的严重障碍。
　　马克思最初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设想给后来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提出了不少难题。波兰的理论家为了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创始人。常常援引这两位思想家的言论片段。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主集中制当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原则套用在整个政治体制上。因此，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当成波兰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中无所不包的观点，肯定是没有根据的。1989年之后，民主集中制原则就变得更加不适用了。

关于政治多元化

　　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中，政治多元化是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存在政治多元化的论点，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恩格斯曾经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议会民主统治。他的论断虽然给人以启发，但毕竟过分笼统，理解起来歧义颇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所具有的某些优良特性，而且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应当把这些优良特性提高到新的水平，具有新的内容。
　　80年代波兰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把政治多元化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妨碍了从本质上丰富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努力，也使那些批评当前社会政治制度的人很容易地把这一制度指责为极权。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多元化是自然而然的必要；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多元化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相违背。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1989年初，在党的十届中央第十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的决议，才逐渐使分歧得到克服。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把政治多元化看成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例。

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

　　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一是社会公正原则。其中关于生产资料社会化主张，是深受广大工人群众欢迎的根本。他们关于社会化的理解是要建立由自治机构进行管理的国家自治所有制。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加重视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对党的批评往往是因为党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和民主原则，党的机关滋长了官僚主义习气并享有各种特权。当然，社会公正原则不能理解为主张分配的平均主义。
　　生产资料社会化不是要排除某一种经济形式。在实行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里，经济成分当然会是多种多样的，私人经济会是强大而稳固的因素，在某些领域这种经济成分可能会占主导地位，在波兰农业中早就如此了。但是社会化的经济应当占重要位置，在某些领域应当占主导地位。不能同意的观点是，认为最重要的领域是分配，似乎社会主义讲求的只是分配原则的公正。须知没有生产领域的社会化机制，其中包括合理的所有制关系，分配领域是不可能实行社会公正原则的。左派政党要获得威望并受到社会的支持，当然不能是一个教条主义盛行的党，它应当而且必须根据具体的国情，根据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总潮流，在经济方面提出具有十分务实政策主张的党。工人阶级主张自治，主张发扬民主，这是工人政党应有的本色。迄今为止的世界左派政党以及进步思潮中，谁也不主张放弃社会公正原则，不但如此，它们还在纲领中提出要为实现社会公正原则而奋斗。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离开社会公正原则相当遥远。它制造的社会不平等，有时甚至超过西方国家。毫不奇怪，这样的制度会被主张社会公正原则的群众所不齿。

首要任务是建立新型政党

　　战后在波兰居领导地位的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曾经面临许多机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机遇都白白流逝了。1981年12月波兰宣布军管时，没有同时宣布解散该党、重建新党，看来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后来的事态发展把党推向加快自身改革的道路。
　　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发挥领导作用的政党。这一原则在80年代的波兰显然受到了挑战。其结果是，要想使波兰的改革事业获得成功，首先取决于对党发挥领导作用的根本性改造，因为党的领导作用在当时已经意味着限制人民当家作主、阻碍民主和发展自治。党不再发挥领导作用，这种主张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来讲，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悖，而且也与列宁的长期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格格不入。事实上，一个政党发挥领导作用，必然限制民主的发扬。党的领导作用应当是通过大选让党的主张体现在最高立法机构和自治机构的活动中。这就要求对党进行深刻的改革，使党也处于竞争的地位，把崇尚同一价值的政党团结起来，结成真正的同盟，以保证在议会内赢得多数而组成政府，从而成为执政党。
　　现实社会主义在波兰已经彻底失败。如果兰普［注］说得对，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将被推迟3—4代人的时间。然而，因为现在的事态发展比兰普预计的要快得多，特别是世界上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这个时间可能大大缩短。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向新型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的名称是否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发展的步伐亦将加快。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会到来，而且不会绕开波兰。所以，我们从现在就要孜孜不倦地努力迎接新型社会主义制度和新型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这个政党，无论从意识形态来讲，还是从人员组成来讲，都将与原来的政党不同。
　　如果新型政党不能按照具体国情建立起来，那么波兰将难以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迄今为止波兰存在的执政党之所以成为特权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的活动经费由国库拨款，这就使得在党的机关里工作就是一项吸引人的工作；二是党统管国家干部的任命，使国家干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毫不奇怪，这两大保证使党处于社会的特殊地位。
　　制度变革后这两大保障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除了。这就使新型政党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原来入党可以得到物质保障，也可以晋升到国家的领导岗位。现在呢？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党还会有吸引力吗？因此，党亦将面临新的任务，同以往完全不同的任务。那么，新型政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它将在每个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具体化。不过，我可以总的来谈谈一般性问题。我认为有三点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个新型政党不再是按照列宁倡导的专政原则办事的党，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肯定是受到人民拥护的（基于全民共识）制度，这种制度将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第二，在组织原则方面，它将遵循广泛的党内民主原则，给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党资格，那将不再是为了获得私利，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换句话说，那种靠党员的特权吸引人们入党的动机将完全消失；入党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
　　今天我们要在波兰为建立一个新型政党而奋斗。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垮台后，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

我们奔向何方？

　　我在前面已经写了波兰现实社会主义的安魂曲，现在我还要再次强调，这个制度的死亡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考虑未来。我原来是主张激进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我都拥护非教条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是坚决站在目前那种时髦思潮的对立面的。
　　波兰的制度转轨以软着陆的形式出现。这并不是胜利者或失败者的功劳，而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是苏联利益的体现。因此，这种转轨的英雄并不是雅鲁泽尔斯基，而是戈尔巴乔夫，是他操纵着事态的发展。雅鲁尔泽斯基交出政权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的。他和他的同事们最多只不过是命令的执行者。他的交权贡献在于找到了“圆桌会议”这一形式，使波兰以“软着陆”形式出现。
　　在实现“软着陆”之后·波兰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以我们熟悉的模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它所实行的经济制度，按照团结工会政府总理马佐维耶茨基的话说：我们坚决主张走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第三条道路”。
　　在我看来，波兰势必走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共同走的道路，即通向新型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我们今天“暂时”还处在“第三世界”的行列中。波兰之所以会走上这条道路，同其他国家一样，是因为现代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今后20、30年就会发生的事。是的，看来今天谁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甚至左派政党社民党的《党纲》和左派副总理科沃得科提出的《波兰战略》中对此也只字未提。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采用鸵鸟政策是无济于事的。人们不能不承认，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充分就业已经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决不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而是减少就业。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失业正在日益严重，欧洲联盟经济理事会已经通过决议，要在欧盟成员国中实行最低收入制。已经抛弃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这不是人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事物发展之必然。正像封建主义末期，当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获得胜利时，那些封建遗老遗少们曾认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封建主义。在我们这样国家里，从贫穷的资产阶级队伍中成长起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是令人向往的好事。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要有准备，20、30年时间是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们再也不能错过这个机遇。